卡尔梅·桑木旦如何来到欧洲

作者:戴维·斯内伦格洛夫   伦敦大学

译者:泽仁当周

一切皆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西藏研究提供资金,召集一大批博学的境外藏族学者开始。基金会为藏学研究的主流大学与研究机构提供了为期三年的资助,其中有美国西雅图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从诸多藏族学者筛选聘请的任务,落在了各大学藏学研究的负责人的肩上。同时,这些资金也为我们自己在各自最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



图中为笔者戴维·斯内伦格洛夫考察期间的照片

一九六零年的五月,我在印度北部与尼泊尔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旅行,遇见了许多同样对相同领域研究感兴趣的人,特别是来自西雅图大学的吉恩·史密斯和巴黎大学的罗尔夫·斯坦因。在经过多次交流过后,我深深地感觉到比起邀请藏族学者到我们的大学,不如在印度的次大陆(笔者认为加德满都山谷为合适之选)建立一个较为合适研究中心更具学术价值。最终,没有一个藏人被聘请,他们束于没有任何在西方生活的经验,并且,对于访学国家的语言一窍不通,就算到了那里,也不可能立刻融入他乡的生活,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投入研究,大部分的时间都将耗于适应新的生活。但是,对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学者来说,三年的时间总归太短。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会同意改变计划,基金会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励在各大学永久地建立藏学研究的初步的先期课程。

介于1950-1985年间紧张的政治气氛,我们没有能够在我任职于伦敦大学期间(1949-82)访问西藏。因此,我将我的西藏旅行转向了以浓厚的西藏文化著称的却又更加偏远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区,即从东到北的不丹、锡金、索卢昆布和整个喜马拉雅山脉。起先从尼泊尔境内的穆牂和多尔波,然后经过印度的马查尔邦,最后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完成了考察。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够遇见有趣的藏民。

图中右手边的就是从1950年便开始从嘉绒地区搜集苯教典籍的桑杰旦增

19601961年期间独自回访多尔波(我于1956年访问过此地,详见本人《喜马拉雅朝圣之旅》),这是我同巴桑·坎巴切·谢尔巴(于1996年离世)第二次的旅行。196012月份,我们住在塔拉普,从博卡拉(尼泊尔中部)的小型机场开始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当时我听说雍仲苯教寺院(西藏中部)的主持正在从桑林寺回来的途中,恰巧他离我们正好不远。同其他好学的藏人一样,他们来到异乡是为了在中国版图之外的藏人聚居地的小寺庙中搜集木刻版和手稿。陪同他的是一名来自印度协助他的年轻僧侣,桑杰丹增(即为之后的第三十三世曼日法王)。当时为了能够将途中所借的古书重新复印,他们正在返回德里的路上。

在随后的第二天,我们得以在我的营地碰面。在我旅行初期,我也曾拜访过当地小型苯教寺庙,但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能够直接接触到苯教重要人物(详见我的《亚洲承诺》)。这次会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期内,正当是我在寻找适合的聘请人选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到相对于一般的佛教人士,不如聘请苯教僧侣,因为在一个没有藏人的世界,谁又能阐述出一个值得令人相信的关于苯波教的一切呢?见雍仲苯教的大喇嘛年事已高,我立即决定邀请他的陪同桑杰丹增,就此我们就约定在1961年的夏天,待我从多尔波返回后与他见面。他以在加德满都山谷边缘的苯教寺庙为我们之后的见面地。之后,他随着住持赶路离开了博卡拉,去往德里,而我和同伴巴桑则继续开始了我们的旅行,向着多尔波前行。

图中左为丹增南达,中间为在法国建立苯教中心的丹增旺嘉,右为桑杰丹增

三月底,我们回到了加德满都山谷,我首先是想到的是与原先约定好的桑杰旦增碰面,但当我赶到我们约定好的那个坐落于山谷边缘的小寺庙时,他却并未在那。意外地,我遇见了一位年长的苯教喇嘛,来自康区的(西藏东部)丹增南达(之后的曼日寺经师,以及赤旦罗吾寺建设者),他的勤学、亲切和幽默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亲切地建议我,可能在德里遇见桑杰旦增(取自我的在《亚洲承诺》的191页)。几天过后,我到新德里访问了印度外交部,根据他们的要求任何陪同我前往伦敦的藏人都必须有身份证明(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并且还需英国高级委员会批准的签证。在坎巴切·巴桑的帮助下,我们凭着丹增南达所给的地址找到在旧德里的一所印刷公司。但再一次,我们还是落空了,他去了因莲花生大士的传奇故事而闻名的瓦尔萨尔湖朝圣(也可能是去搜集书籍了)了(详见我的《喜马拉雅朝圣之旅》177-174页)。阴差阳错,我们遇见了他的同伴桑木旦坚赞,他的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他们两人自己的努力,他们搜集到了他们所可以找到的所有苯教文献典籍,并在经过重新整理编辑过后,重新在德里印刷了这些文献资料。这些整理搜集文献资料的所有资金都是由他们自己筹集的(摘自一封1961416日的私人来往信件)。这就是1961年,桑木旦同桑杰丹增和丹增南达,作为三位苯教僧侣被我选入随我返回伦敦的名单之内的经过,所有的手续也都顺利完成。这些手续中包括了他们向所属政府机构做得介绍,以及上面所提到的文件。鉴于所有的文件都要求填“姓”(这是大部分藏人所没有的),所以我建议桑杰丹增和桑木旦坚赞写上各自在安多的故乡村落名的,以作为他们的“姓”。(顺便提一下,在解放之前的历任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安多这个地域概念就已经相当模糊,而噶厦地方政府即噶丹颇章地方政权的东延则不超过西康省)。这才有了后来的所有文件当中出现的“姓”,蒋峒央与卡尔梅。自从有了另外两名藏人的加入,最后一共有五个人,愿意随我进入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位是一个来自拉萨的年轻贵族,名叫索南·巴丹·庄俊,另一位则是来自色拉寺的一名普通僧侣,拉卡帕。

图示为五位随同戴维·斯内伦格洛夫前往英国的五人,左后站立着为戴维·斯内论格洛夫

早在1960年初,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提议提出的时候,我们就曾到过印度与尼泊尔,在途中我和巴桑碰巧遇见了这位身陷不幸之中的藏人。庄俊·索南巴丹(在本案中是援引家族的真实姓氏)告诉我们,他的家人全都于1959年相继离世,只剩下了他和嫁给罗雅家族(穆牂)大儿子的姐姐。他独自来到印度,无所依靠,正在前往穆牂试图与她姐姐取得联系的路上。由于我们的正式联系,我们得以帮助他获得某些正式文件和旅行通行证,当然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困难。显然,他们没有原始的噶厦地方政府所签发的任何证件直到他们最终得到了印度身份证件。这些证件相当杂乱无章,姓名常常拼写错误,而且使用期限很短,他们在遇到边防警察或检查站官员时也并没有自我认同的手段。我们跟索南·巴丹描述了我们这次前往多尔波的计划的同时,也向他表明了能够在那里重新见面的希望。之后,他沿着卡利·甘达奇山谷前往穆牂,在冬天我从多尔波回访印度的时候(1960-1961),我们得以再次见面。我们去往德拉敦附近的达兰萨拉和当地的最高机构进行了会晤,向他们表明了我们聘请三位苯教僧侣的初衷,而他也在当时的会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上所述,他从穆牂与我们一同前往,在我们前往多尔波考察期间(1960-1961)也提供了帮助。之后,我们也帮助他的姐姐从穆牂移居到她最后定居的加德满都。

而“武僧”拉卡帕却是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在飞行(译者拙见该是fight,即打斗后)后失去了一只腿,在我访问印度人所建立的定居点达尔豪西(印度殖民期间,著名的喜马拉雅度假胜地)时,他找到了我。他请求我能否为他弄到一个假肢,但是这只有把他归入项目之中,由我全全负责把他带回英国后,才能顺利地安上假肢。他只有一个名字,拉卡帕,意思是星期三,但是我之后又给他在他名字的前面加了“扎西”和“姓”,扎西意味着吉祥,而“姓“是依据他在以前所居的邻近拉萨的村庄的名字所起的,叫做克尔朱。他的生平事迹详见于休·理查德森所著,《西藏武僧的历险记》,罗望子出版社,曼谷,1986年)。

图示为在欧洲生活期间的照片

这两个在外的藏人的脸上完全见不到他们始终为一的生活态度。相反,这三个僧人倒是自信多了,坚韧不拔,每一天都活得很是阳光快乐。

图示为其中四位学习世界地理时的照片

在出发返回之前,我们在边境的小镇卡林蓬待了几个星期,然后才乘坐从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前往西藏中部的旧线,顺利到达了加尔各答,在此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前往西欧的空中之旅。在顺利到达目的地后,我开设了几门关于英语和世界地理的课程,并给他们买了所有西欧风格的衣服,以免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过于显眼。我也特意使他们认识到,在西藏之外也有其他佛教僧众。为此,我故意中断了我们前往锡兰(斯里兰卡)参观小乘佛教的遗址的旅行,尤其是前往拉努拉达普拉和波隆纳鲁瓦的古都,以及康提的佛陀佛牙舍利的安排。然后,我们经过贝鲁特(仅出于历史/地理原因)前往罗马,我们希望在那里能够与尊敬的大师朱塞佩·图齐(1984年)见面,同时能够使他们遇见同样由图齐按照洛克菲勒基金项目,邀请的关于古老西藏宗教秩序的重要喇嘛,即纳姆卡伊·诺尔布。

图示为苯教三位僧侣在欧洲期间,从左到右分别为丹增南达、桑杰丹增、桑木旦坚赞。

到达英格兰之后,还没能在伦敦找到一间大一点的公寓之前,我们只能暂居我在伯克翰斯德的家里。三位僧侣很快就适应并习惯了这种全新的学习生活,但是在最初的一年里,他们并没有实现我所希望的那种学术价值。同时,贵族门外汉索南巴丹因为不能与其他人相处,我和他也出现了一些矛盾。

除了平常的学习之外,特别是英语,我还鼓励他们在可行的范围内去多接触些新鲜事物。我们与欧洲其他藏人团体也保持着联系。也是因为这样,一位在东方研究院攻读人类学的女学生邀请索南巴丹一起,去往瑞士访问在那的许多藏人团体。桑木旦在巴桑的陪同下,也前往了巴黎,在那里他们遇见了罗尔夫·斯坦因教授,还拜访在当地的斐尔芙罗拉小教堂里成立的藏人团体。之后,在切斯特·贝蒂爵士的邀请下,他又陪同我前往柏林,为爵士的私人图书馆中的藏文书籍编写收藏编目。桑杰丹增则同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同居在牛津大学,当时他正在准备攻读西藏学的博士学位做准备(可惜没有完成)。之后又在根本哈根与佩尔·克瓦恩教授一起,在他们到达不久后,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彼得卡明)带着他们参观了一个莱斯特附近的圣伯纳德山修道院,并且拜访了那里的三十名僧侣。这是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欧洲也存在修道院式的生活方式。而在苏格兰的一次假日旅行中,我们又偶然地得以在圣奥古斯都本笃会修道院留宿。群山环绕的环境和修道院的生活让他们十分愉悦,这使三位苯教僧侣之后再次回访了那里。值得一提的是,桑杰丹增返回印度后,在梭伦(喜玛偕尔邦,印度)建立苯教信徒定居点时,将某些“西方”的做法纳入他的“管理”当中(详见下文)。比如说:相对于寺庙直接提供热茶和食物的西藏传统,他坚持建一个单独的餐厅(食堂);他规定了寺院的日常作息和寺院其他工作的时间。

索南巴丹在我当时访问印度和尼泊尔期间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当时他还特别积极,可是在到达英格兰不久,他却变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瑞士之旅并未能帮助他改变什么,他在一年之内就又回到了印度。最后,我在19655月,一次瑞士之行偶然遇见了他。他似乎很高兴能够见到拉卡帕和我,但是却很简言少语,甚至是藏语。当时负责事务的那位瑞士女士由于没有联系他的方式,当了解到我们认识他之后,向我咨询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后他回到了印度,没过多久就在那里逝世了(详见我的《亚洲承诺》,第201页)。

而我们的外门汉拉卡帕(他在签证时的全名是扎西·拉卡帕·克尔朱)最初是最具希望的,可惜终究没有实现。他基本掌握了英语,而且很快装上了适合的假肢,学会了驾驶一辆改造过后的汽车;在伯克翰斯德的家和伦敦的公寓平常都由他来收拾。当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之后,他留了下来,成为了我的私人助手。为了不让他感到过于孤独,我也曾鼓励他多去和其他藏人多见面,多唠点嗑。在英格兰,他似乎很受其他藏族群体的欢迎,其中最著名如由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在伦敦附近经营奥肯登冒险中心,她叫乔伊斯·皮尔斯(现已去世),她总是向我抱怨说,拉卡帕实在过于大方,把小孩们带出去之后就在“酒吧”(啤酒馆)喝啤酒。尽管我之后找他谈过,但他还是以同样的方式花掉了他所有的钱。最后,由于他被两次查出“酒后驾驶”,警察就吊销了他的驾驶执照,之后他也似乎因此而早早离世(详见下文)。除了上次前往瑞士的旅行之外,他于1967年陪同我前往印度。自从他并入了英国国籍,有了护照之后,他不能够继续留在那里,同时也因为那时作为我的私人助理而不能冒昧地脱身。他于1986年安然逝世(可能是由于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病引起),当时他正与另一位帮助他的人在马恩岛上。

图示为桑杰丹增和桑木旦坚赞留学期间的照片

这两位的案例只是为了对比三位苯教僧侣的成功,更加凸显出他们的非凡。除了旅行和阅读,桑木旦同时协助我的工作,特别是在《九乘苯教》的最后定稿期间,他与另一位苯教僧侣丹增南达共同翻译和编辑善本藏品,此外还帮助我完成了《多尔波的四个喇嘛》。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初心是为了那些被邀请的藏人能够促进各大学中的藏学研究花繁叶茂,而他在巴黎所取的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刚好契合并完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想法。在三年的期限已经邻近尾声的1964年,他选择了继续留在伦敦和我一起工作,但当罗尔夫·斯坦因邀请他前往巴黎时,我则劝他接受,以求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图示为桑杰丹增回到印度,建立苯教僧俗定居点时的照片

与此同时,我也关心桑杰丹增与丹增南达的命运,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希望能够回到印度。为求得在西藏所失传的许多经文,丹增南达希望能够在境外的印度更大规模地搜集苯教典籍;而桑杰丹增则希望能够在喜马拉雅地区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为俗家弟子和僧侣建立一个苯教僧俗定居点。由于天主教救济会的慷慨捐赠,并且找到了适合的地方——喜玛偕尔邦的索兰地区,他在几年中就实现了这一想法。令人高兴的是,丹增南达也加入了他这次得以顺利完成的项目当中,但为了能够在加德满都山谷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寺院,他后来还是离开了。

图为桑杰丹增与丹增南达建立的苯教僧俗定居点——曼日寺

自从1985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敞开了外国人前往西藏旅行的大门以来,境内也开始放宽政策,允许藏人在不触碰政治红线的前提下,前往印度朝圣。就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也许卡尔梅·桑木旦坚赞和蒋峒央·桑杰丹增得益于在1950年之前并未被归入噶厦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的安多地区。我注意到,桑杰丹增作为苯教曼日寺法座持有者回访位于中藏地区的曼日寺之后,仍然还是以这一崇高的名号,回到了境外,继续居住在靠近索伦地区(印度)的苯教定居点。

 图示为卡尔梅·桑木旦回到故乡松潘,身着当地服装,站在他以前于山巴寺僧舍的地方拍摄的照片

那些来到西方的喇嘛通常都会在各自的地方建立佛教中心,只有为数不多的,或许也就是杰丹增和丹增南达这两位,为了利益自己原来的信徒和群体,分别回到了印度和尼泊尔,而其中只有那位普通的西藏僧人在西方成为了一位世界范围内杰出的学者。恭喜桑木旦!

图为译者于马尔康田野调查期间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