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汉藏关系中的贡献(图文)

 

佛教在汉藏关系中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5-12-10 11:09:45  来源:  作者:才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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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谈论藏族的时候一般都习惯于谈西藏。实际上从人口、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讲,西藏仅是整个藏区的一半。广大的甘青川藏区作为藏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地区同样承袭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风俗习惯都无异于处于藏文化中心地带的西藏自治区。但是当今中国社会,无论学术话语还是政策话语都以偏概全地用“西藏”一词来代替“藏族”,这种漠视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存在的做法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近年来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发生的事远远多于西藏自治区本身。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应站在“整个藏区”的高度去对待和理解这个民族。在谈论汉藏民族关系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河西走廊和西康等藏边社会一直以来就是汉藏文化接触和互动的主要地带,以佛教为主要互动内容的汉藏文明交流首先在这些地方萌生。今天我的论题是佛教在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在应对藏区存在一些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不妨这样理解,藏区的所有问题当中,最关键是汉藏民族关系,其中佛教长期以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七世纪前的吐蕃宗教及其民族关系

我是从事苯教研究的。我的学术关注点侧重于前佛教时期的西藏宗教和历史。公元七世纪之前,也就是吐蕃崛起之前,藏族的文化、贸易、政治、军事、价值观念等与内地不是十分密切,而与波斯等中亚的关系更密切。当时,吐蕃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和西域诸国发生联系,其中与波斯文明的关系最密切,吐蕃甚至与两河流域的文明发生过互动,吐蕃的麝香、马匹、朱砂等通过丝路贸易至波斯等地,而波斯等地的天珠及其文化传至吐蕃本土,这种丝路贸易及其附带的文明交流使吐蕃的苯教与波斯的祆教等宗教思想逐渐趋于接近,均形成“二元论”特色。但是,公元七世纪以后,藏族文化传统与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转向,即藏族文化开始与东方的汉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这种转向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其中佛教的作用至关重要。

二、佛教传入吐蕃与历代汉藏民族关系

公元七世纪因佛教传入吐蕃的需要,松赞干布分别从印度和唐朝迎娶两位公主,开始主动与唐朝接触,从此,内地中原和西藏之间开始有了以佛教为主线的一系列交流。公元七世纪一直到十三世纪,佛教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汉藏两个民族把佛教作为交流的桥梁来发展并逐步推向深层,汉藏两个民族在以佛教为主要纽带的文明互动中发生了碰撞、沟通和实质性的交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文成公主进藏和摩诃衍在吐蕃试图传播禅宗的努力。这样的接触越来越多以后,整个文明互动和对话走向了更深层的阶段。作为结果,蒙元时期蒙古皇室通过与萨迦派的接触把整个西藏纳入祖国的版图。在元代的汉、藏和蒙古的民族关系当中,佛教再一次起到重要的作用,为西藏归入祖国版图及其巩固与中央的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清时代,历代皇帝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策略把佛教置于国家励精图治的考量中,藏族人以另一种眼光看明清皇帝,即把历代清朝皇帝作为护法者来看待。汉藏两个民族的交流始终以佛教作为主轴和驱动力,明清皇帝俨然以佛教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这样的关系逐渐走向深入,明朝皇帝给藏族高僧颁发法王等名号。清代时佛教的这种角色更上一层楼,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进京,章嘉活佛和其他高僧大德在内地传藏密等,汉藏文明在佛教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同样,很多汉族的僧人亦在西藏各地从事传法活动,尤其在“藏边”社会这种文明互动非常普遍。从《红楼梦》以及其他明清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藏族喇嘛在内地传法、做法事的描述比比皆是。

    这种以佛教作为主线的文化互动的发生和发展,强化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找到了不少共识,两个民族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信仰同一个宗教而变得更加接近。由于在历史上佛教在中原大地有很大的兴盛,佛教信徒从未间断。相关统计显示,近几年内地人信仰佛教有上升趋势。在藏族民众的普遍观念中把佛教作为汉藏共有的宗教,进而汉藏民族变得更加亲近。比如按传统,藏族人对与外族通婚有一些顾虑,但如果通婚对象是汉人,距离感就小得多,因为汉藏两族的宗教信仰一样,那就是佛教。老百姓会说我们都是同一个信仰,这种观念在藏区非常普遍。所以,佛教思想促使藏民族排除顾虑,易于认同和接纳汉民族。佛教在国家政权的构建、民族统战工作的实施、民间沟通、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清朝政府完全作为佛教保护者的角色出现。康熙、乾隆还学藏文,修习佛教。所以,当时很多藏文文献把清朝皇帝作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来描述,即在宗教信仰领域中赋予他们非常高的地位。这种被藏族僧俗民众重塑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帝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家形象和统治者的形象,对于中央集权的向心力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今天多民族国家的政权构建也具有可借鉴和可参考的意义。

   民国时期基本承袭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传统,通过与宗教人士的接触来加强祖国与藏族地方政府的关系,始终把佛教作为内地与藏区联系的纽带加以把握。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还写过一本书,其认为在新中国的构建当中藏传佛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佛教的地位,佛教界成为新中国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是非常清楚的。藏族群众将毛主席奉为神灵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整体来讲,我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地区的基本稳定就是民族政策的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喜绕嘉措等高僧大德真诚歌颂毛主席和党的政策,宗教界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言,民族地区的干群关系和民族关系非常好。毛主席的形象走入佛堂。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和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忽视了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认真执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宗教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被忽视。近几年在藏区和新疆地区事件频发,并不是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败,而是民族宗教政策没有执行好。结果才导致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在信教群众的心目中走下神坛,不再是护法神,更不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这不是好现象。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藏区宗教政策及寺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与历史上的汉藏关系和宗教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革”时期的错误思想对藏传佛教造成的摧残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极“左”的错误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施极大地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制造了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现在应该以史为鉴、重新反思这段可悲的历史。由于职业的原因,在学界不能不经常涉及藏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都认为近几年藏区发生这么多事,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没有贯彻好、执行好,僧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没有被充分尊重,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反弹的行为。我也觉得藏区的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问题,信仰问题。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发展”问题,而忽略了宗教问题。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和建成后的初期,为了赢得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对民族宗教予以更多的关注,比较重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真诚拥护,但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就忘记了少数民族的贡献,忘记了民族宗教的特殊性,逐渐地忽视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重要性,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越来越不重视了。

   目前的对藏政策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即国家政策层面对藏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很多传统的东西被疏忽了。我是搞宗教研究的,经常去基层做田野调查,近二十多年来我走访了全藏区的250多座佛教和苯教寺院,因此可以说对藏区寺院和民众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座各位中到过藏区寺庙的人的感触可能都一样,初次去一趟,可能听到的全是“扎西德勒”的声音,看到是哈达和微笑,给人感觉非常好。但是走访几趟并有了一定的了解,人们之间的交往走向深层以后,听到的就不一样了。我在二十多年的藏区寺院调研当中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一旦谈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寺院的学经制度、游学传统、学位晋升制度、僧人的人身自由等的时候,听到的就不仅仅是“扎西德勒”,而是一种无奈、无望,甚至绝望。僧人们觉得他们的祖辈世代继承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逐渐在流失,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行政部门的政策处理不当,宗教活动自由得不到充分支持,比如僧人出家人数受到限制而大幅下降,解放初期有千人之多的寺庙现在只有几十个人,完全满足不了藏族民众的宗教生活需求。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两种担忧:一是担忧传统文化的失传;二是担忧宗教信仰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在强调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而得的“幸福指数”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把“宗教信仰的需求”因素考虑进去?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僧人人数受限,因为僧人对于佛教信仰的传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能有人问我何以重要呢? 因为佛、法、僧“三宝”是构成佛教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僧人,佛教的“三宝”就成为“两宝”了,佛教也就不会存在了。因为前两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延伸的,没有僧人就不会有佛和法,可见僧人人数受限问题的严重程度了。佛教2500多年继承下来的体系,应该被充分尊重和保护,我认为这不仅是藏民族或者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佛教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灿烂的文化传统,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不存在了,在东南亚只有小乘佛教。在佛教的继承方面,中国应该有更大的作为,这应该是对人类文明所做的一个贡献。但在我国藏区,僧人数量骤降,甚至有的小寺院出现“僧人真空”现象,面临寺院后继无人的窘境,日常法会难以正常进行,满足不了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除了受现代化冲击之外,更多的是地方管理部门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执行得不够好。僧人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受到远远多于常人的限制甚至歧视。同样,信教群众也一样受到限制。比如,现在很多拉萨的上班族不敢去朝拜大昭寺和哲蚌寺等寺院,都怕被摄像头捕捉,因此被叫去谈话,甚至失去“饭碗”。所以现在很多西藏自治区的藏人朝佛就来甘青川藏区,这是一种怪现象。

   接下来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僧人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和被歧视。除了很少一部分大寺院和著名寺院以外,在农村和牧区推行的发展规划中基本上没有寺院的部分,道路规划中没有寺院,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寺院,通自来水没有寺院,通电没有寺院。后来,社会保障系统中没有僧人,医疗保险系统没有僧人,所以说僧人这个群体基本上被边缘化,被疏忽掉了。中国这么大,要做的事儿那么多,在政策偶尔惠及不到一些群体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疏忽持续了五十多年,那是说不过去的。当然,这里说的不包括那些在人大政协任职的大活佛们以及他们的寺院,他们虽然风光无限,但是在整个藏区的寺院和僧人中只占极少一部分。所幸的是,“314”之后,这个问题逐渐被重视起来,现在僧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

   藏区在西方世界一直被视为“香格里拉”,向往之、推崇之,除了有些许“东方主义”色彩外,西藏的苯教和藏传佛教文化的魅力成为世人了解西藏、重视西藏、向往西藏的主要原因。这个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传统是青藏高原的本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高度融合并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内容后形成的一个深层积淀。经过上千年的文化融合,它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上千年的传统中,对于藏人来说,寺院就是学校,所以有村落的地方基本上有寺院。寺院作为苯教和藏传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统教育机构,有其完备的学经制度和学位晋升制度,在承袭宗教传统文化方面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作为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大派系的格鲁派寺院以其严谨的学经制度而著称于世。格鲁派僧人入门后一般在小寺院学习、掌握了基本的理论知识后开始游学到中等寺院学习,最后通过考试进入西藏三大寺等大型寺院学习。其中,成绩出众的学生经过学院(藏语称“康村”)遴选而参加西藏传召大法会,在传召大法会上就佛学的内容进行辩论而出众的僧人会被授予拉然巴格西学位。这是藏区各教派寺院各种学位中影响最大也是最难取得的学位,是很多僧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藏人普遍认为这种荣耀不光是一辈子的,而是几辈子,甚至是永恒的。除了格鲁派以外,藏传佛教其他各教派和苯教都有各自的学经制度和学位晋升制度。这就像内地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做梦都想让孩子们考上清华、北大一样,更优秀的还要留学上牛津、剑桥、哈佛一样。藏族人就靠这样一个学经制度和游学传统创造了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明,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因而,藏学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藏族寺院完备的学经制度和学位晋升制度逐渐被废除。按现在的宗教管理规定,对僧人必须进行属地管理,一辈子不能离开自己的寺院,这跟藏族传统的寺院教育运作模式大相径庭。按照传统,僧人学经有一种上千年的游学传统,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寺庙到寺庙的游学过程。在游学过程中,寺庙之间的辩经和交流互动非常重要,并且这种游学传统是在全部藏区范围内,并非仅仅局限于西藏自治区境内。但是,现在的管理方式不仅将历史上的主寺和属寺之间的传统关系切断、肢解,而且在同一个教派中游学的传统也废止了,因为僧人不能到其他寺院去学习,更不能跨县或者跨省去其他寺院学习,他们的学习无法提高,更不要说拿到学位了。这种人为的传统寺院教育体系的断裂使藏族文化的继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做法就像将小孩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学校里学习,一直让他上小学,不让他升中学大学。这不仅使学僧们无法升学取得更高的学位,还直接危及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藏传佛教的传承方式是上千年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和教育模式,这种方法和模式是符合中国藏区实际情况的,同时也能够满足藏族僧俗民众的宗教需求和信仰愿望。一种知识体系或文化传统的存在是为了能够满足人们的求知需求和信仰需求的,它存在了上千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整合中形成的,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坚实的社会根基。藏民族挚爱这一宗教及其信仰体系,他们愿意为保全这一宗教传承而舍弃一切。文革等过于偏激的几次社会运动使藏族传统寺院教育系统完全被肢解了、断裂了、废止了,损失惨重。

   如今,在中国被废止的行之有效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系却完整地被照搬到了印度的藏人社会中,这个系统包括三大寺辩经系统、五明学院、学位制度等较完整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国内那么多僧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边境去印度学经的主要原因。他们可以在印度找到完整的学经体系,可以游学,可以逐步升学,可以拿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的佛教学位。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废止国内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学体系,或者把这个教育体系搬到境外去,希望学习的年轻人同样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到境外去学习。拉萨的三大寺的规模严重萎缩,不再招收西藏自治区之外其他藏区的学僧们学习,而印度藏人中的学经体制则可以接受他们。三大寺就是藏传佛教中的清华和北大,如果把清华和北大搬到境外,那么学生就肯定会逃到境外去上清华和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僧人外逃事件从未中断,国家也重视僧人外逃的问题,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他们的外逃想当然地被认为是受到藏独势力影响所致,其实不尽然,至少大多数人是为了去印度包括三大寺的各个寺院学习佛学。至于出去以后会受到什么影响就说不定了。其实,只要把国内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系搞好,给藏族僧众以充分的信仰空间和学习环境,允许他们在国内藏区寺院里自由择校(寺)和升学即保证他们的“游学”传统,僧人外逃问题不难解决。只要能够在国内学习,拉萨三大寺和传召大法会才是最正统的学习环境和考取学位的地方。现在的寺院管理体制和机制没能满足僧人们的学经要求和群众的宗教诉求,所以,很多求知心迫切的僧人逃到印度学习系统的佛法。这些学僧一般是僧人中的精英,很多人学有所成,但是,学成回国以后又不让他们进寺院,不让他们在寺院讲课,他们只能流浪到社会上,形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找出源头、分析原因、妥善解决,把藏族寺院教育体系改善好,把藏族寺院管理模式改革好,尽快恢复国内僧人的游学传统,三大寺等各个教派的主要学经寺院向全部藏区开放,尽快恢复传召大法会,这才是利国利民的上策。地方管理部门有他们的难处,他们担心出事,宁愿废弃上千年的学经传统,也不愿意恢复传召大法会,不让学僧们游学。其实,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从表面上看似乎杜绝了出事,实际上伤害了太多的人,造成了更大的隐患。

   跨地区的宗教活动受限也成为问题。本来几处社区是某位活佛的传统影响范围,当活佛所在的主寺办大型宗教活动时,所有属寺都要参加。但管理部门要求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管理,不能跨县或者跨区进行宗教活动,这与活佛和寺院的传统影响范围不一致。寺院遇到的最大的困境是地方政府不让办跨区域宗教活动,这又造成了政府和信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是传统,几千年来一块属于某一教派的社区民众在宗教意义上是血脉相连的,这块区域可能是同一个教派,或者民众所信奉的某一活佛转世系统很长时间的宗教影响范围,这些信众需要特定活佛来布教、灌顶、超度。这对于一个全民信仰的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的宗教政策还是缺少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现在藏区地方上要求孩子18岁之前不能进寺学习,以前藏区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寺院是唯一可以学习的地方,是从小培养学僧的地方,就像学校一样,孩子在寺院一直学习,一般到18岁的时候已掌握很多知识。现在出家要等到18岁之后,那么藏族的宗教传统和传统文化就无法传承,18岁以后上学也无法正常完成学业。所以很多人担心,觉得这样的规定不好接受。但这个规定又与九年义务制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管理部门也不好放开。

   由于藏学研究的需要,我走访了很多寺院,十几年前开始我在访问寺院时发现僧人们对现在的寺院管理模式以及他们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普遍感到无奈和绝望,因为很多他们应该做的事现在做不了,看得出来对他们全方位的限制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本人在同行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同感,认为这样的宗教管理方式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僧人不会用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因为佛教徒由于其教义强调慈悲和忍辱而不怎么直接表露个人的喜怒哀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他们追求的境界。但后来的结果的确出人意料。一些不合情理的规定和蛮横的执行持续时间越长,范围越广,不稳定因素也就越多,非常容易造成群体事件。如果这些不满情绪再遇到境外分裂势力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就会酿成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后果。还有,在藏族宗教信仰的金字塔中,僧人处于顶端位置,作为全民信教的民族,藏族人特别尊重僧人、保护僧人、信奉僧人。僧人在藏族社会享有这样的待遇是上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固化为信教群众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僧人群体的感情受到伤害,等于一个民族的感情受到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在藏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中有僧人的地方就跟着俗人,僧俗血脉相连。

   我一直坚持认为佛教具有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精神。博大、宽容和慈悲成为当下很多民族的共识,也是很多民族共有的价值体系,佛教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道德价值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补充和启示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佛教的“有教无类”的“去民族化”价值体系对汉藏民族的共存和交融提供了思想基础,所以1300年之后的今天佛教仍然是汉藏民族之间沟通心灵的桥梁。佛教也给汉族与蒙古等其他佛教信仰民族的交融以及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今天政策层面对佛教的定位出现了问题,看不到佛教在历史上的贡献,也看不到佛教在当今社会的积极意义,夸大了它的消极面。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才出现了上述一系列不合情理的管理政策出台,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现在的藏区寺院管理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大国地位,应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给佛教信仰的僧俗民众更宽松的信仰空间。包括藏传佛教的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的传承要全靠寺庙僧人。我们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宽容,更加宽松的环境,使佛教能够以充满生机的状态为中国两个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佛教在汉藏民族关系中的贡献——兼谈藏区寺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才让太教授在“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2”发言稿,文章收录在《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2012)·创新治理卷》,宋敏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5月)